「蔣介石把台灣作為反攻基地，從中國大陸陸續撤退到台灣的軍人，當時估計有60幾萬到70萬之多......反攻大陸從來沒有實現，這一批人就長期、幾十年的留在台灣。」指南山麓季陶樓5樓，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福鐘口沫橫飛講述著一甲子的往事，一段這代台灣人熟悉卻又陌生的特殊群體歷史。

「限婚令」種下不安的種子

1952年，蔣介石以總統令頒布全文11條的《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》，限制現役軍人在營期間不准結婚，即俗稱的「限婚令」，衝擊最基層士兵。60萬來自大陸各省分的軍人，在本該成家的年紀，受限於中央政府維持戰力、毋忘反攻故土的政策，成了大時代的犧牲品，也為往後台灣社會埋下不安的種子。

儘管禁令嚴明，血氣方剛的純樸少年依然嚮往愛情，盼能滋潤空虛歲月。一個普遍的現象是，外省士官兵休假時走入民間，吃飯聚會、從事娛樂活動，自然結識本省女性，甚至愛上台灣女孩。只是在那時代背景下，可能出於經濟因素、家庭因素或文化因素，女方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愛情，「郎有情、女無意，或者是男方以為有意，最後發現只是誤會。」

另一常見現象是感情詐騙。李福鐘曾在國防部檔案中讀到一大批軍法判例，外省男性在娛樂、特殊營業場所認識了台灣女性，以為邂逅了美好春天，沒想到對方拿了錢就避不見面，甚至就此人間蒸發，不諳世事的他們成了愛情詐騙的受害者。

這些外省男性是職業軍人，回到部隊裡頭能接觸軍械，有槍枝、手榴彈，本該用來保家衛國的武器，卻成為他們回到民間報復的工具。在戒嚴時代，軍人攜械殺人幾乎是唯一死刑，「我在國防部看的檔案是上百卷，幾乎每一卷裡頭都有這樣的case（案件）......數量之多，讓我感覺到當時確實是一個問題。」

外省少年變中年
婚姻市場的弱勢族群

歲月流逝，「限婚令」經修改和放寬，在1959年（民國48年）時更名為全文16條的《戡亂時期軍人婚姻條例》，這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已將近10年，理論上外省軍人可以結婚成家、落地生根，但最現實的問題是，他們找不找得到對象？

「我看過一個大概的數字，當時在外省人圈子裡男女比例大概是1.6多比1。」換言之，以當時約120萬大陸人到台灣，裡頭的女性不到50萬人，男性卻高達70多萬，就算倆倆能完美配對，仍有20多萬外省男性必須到台灣民間裡頭找尋婚姻對象。

從政治上來看，台灣社會經歷過二二八事件，原本就有部分本省人對外省人有著相當不愉快的歷史經驗，甚至是仇視。另一方面經濟條件也是大問題，外省軍人獨自來台、舉目無親，當兵薪水又不高，基本上沒房產、財產少，僅有同鄉朋友很多，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自然難得到青睞。

「台灣的家庭嫁女兒，習俗是要有聘金的。」外省軍人在經濟條件上比不過一般的本地男性，就算女孩嚮往的是西方自由戀愛，仍難擺脫原生家庭的影響。經濟、歷史和文化錯綜交織下，一定比例的外省男性一輩子都沒辦法結婚，或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弱勢，成了台灣1970、1980年代的社會現象。

同是天涯淪落人

1983年國片《小畢的故事》上映，主角小畢的父親（實為繼父）正是外省軍人，大時代的種種因素導致他在服役期間沒能成婚，直到退伍後存了點積蓄，終於可以「討老婆」，但在婚姻市場中能選擇的對象十分有限，劇中安排他找了離過婚、帶著小孩的本省女人。

1984年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上映，主角「莫占魁」（老莫）是退伍的外省軍人，劇中忠實呈現當時的社會情境，他同樣拖到年紀很大了才有機會步入婚姻，對象是當時較弱勢的原住民女性。

「這個現象出現在1970年代以後，這批老兵也都40好幾了。」李福鐘說，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已被趕出聯合國，反攻大陸無望，不少軍人陸續退伍，回鄉之路依然遙遙無期，但成家的渴望始終沒有減少。正如寫實主義電影《小畢的故事》和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劇中所描繪，失婚、原住民族的女性......同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，成了老兵極有限選擇中的良伴。

多數老兵人生中最精華歲月都待在軍中，除了精進戰技外，缺乏一技之長，工作領不到優渥薪酬，社經地位不高，就算結了婚也始終在底層裡頭打轉，子女也難逃階級複製的命運。

年紀差距大、文化程度低、濃厚鄉音......都是老兵與子女疏離的原因，畢竟現實世界中，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才能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，「小孩可能怨他：就是因為你們，我在別人面前就抬不起頭阿。」

再者，外省軍人與台灣社會始終有一層隔閡，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，沒辦法真正融入本地社會，「不是客家人，也不是閩南人、福佬人，他要如何融入台灣的社會？後來他娶的、結婚的對象，往往也不是台灣主流社會的家庭。」

台灣，
大時代無情宿命中幸運的落腳

「在家裡種田無聊，就跑出去當兵，當兵後來就稀里糊塗來台灣了。」李福鐘對外省老兵有一層特殊的情感，或許源自軍官退役的父親也來自台灣海峽的另一端。有一群人在還搞不清楚人生為何的10幾、20歲離鄉背井，俄頃間被捲入時代大浪中，由不得渺小的個人做選擇，「被放到一個宿命裡頭，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回到老家去。」

戰火漫天下的聚散離合，老兵生命歷程的起落與無奈，李教授引佛家語「宿命」一詞概括，彷彿一切皆是預定的因果命運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儘管無情，但他心中始終相信著，老兵們東渡福爾摩沙已是相對幸運的安排。

「許多沒有來台灣的國民黨軍人，其實在1951年到1953年（共產黨）的鎮壓反革命裡頭是被槍斃的。」兩岸開放探親後，李福鐘陪同父親回湖南老家一趟，村子內的鄉親私底下提起這段陳年舊事。

當年李父和同村年輕人一起去當兵，後來國民黨的軍隊散了，他找不到回鄉的車和船，陰錯陽差之下就跟著孫立人到台灣，村子裡的那位少年則順利返家。幾年後，共產黨掀起鎮壓反革命運動，要把社會中任何一點「潛在的威脅」揪出，以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民國勢力進行清洗，「像我爸爸村子裡頭的那個年輕人就被槍斃掉」，因為他待過國民黨的部隊。

時間無情　老兵無語

70個寒暑過去，這批外省軍人逐漸凋零，既尋不回家鄉又難融入社會，成了新一代台灣人眼中「熟悉的陌生人」。瀏覽年輕人喜愛的匿名社群討論區，Dcard和PTT上對老兵誤解與歧視的文字俯拾即是，價值觀念落差成了一道弭不平的深深鴻溝。

「我們知道時間有時候是很無情，時間久了很多事情就解決，或者就消失了。」身為歷史學專家，李福鐘教授倒看得很淡。他說老兵16、17歲來到台灣，現在差不多90歲了，很多人早已不在人世，「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活到90歲，人生結束就結束了......不管歷史現象、社會現象，甚至社會問題，它就結束了。」

李福鐘坦言，這批老兵始終不是台灣主流社會的一員，從來沒有強大的聲音和話語權，他們不是福佬人、客家人，在部隊裡頭是低階士官兵，自然也不會是外省族群的中堅，「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非常特殊的環境，人生一直都不是那麼的光鮮亮麗。」

即便離開部隊走入社會，外省軍人大多沒有特殊專長，只能從事較低階的工作，「我並不認為這是制度上不公平，我認為這是歷史因素造成的特殊現象。」老兵意外來到台灣，蔣家父子又無力反攻大陸，他們被迫在異鄉求生，加上教育程度不高，和本省人競爭呈現弱勢的一面。

今天回望過去，這幾十萬人終將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，事過境遷、物換星移，很多年輕人已不記得這塊土地上曾有過這些往事，外省老兵只存在有限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中，「其實長期來講是命運對他（老兵）不公平，他們的人生際遇其實也蠻心酸的。」

偶然和宿命

老兵對台灣感情複雜，生活了大半輩子卻難以真正融入社會，李福鐘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「省籍」。兩蔣時代每個人的身分證上都印著籍貫，似乎時時刻刻提醒著外省軍人，雙腳所踏之處只是暫時居所，不是永恆的歸宿。

「我是湖南人、我是河北的、我是山東的，每個人透過籍貫也會產生某種認同，就算你從來沒有回去過。」官方政策影響之下，加上眷村畫出一條界線，不論從心理上或現實上來看，外省軍人跟台灣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堵牆。

命運巨輪的輾壓和大時代的離合，把他們推向台灣海峽的這一端，躲過了烽火下死神的召喚，政策上的限制和禁令接踵而至。少時困在國家編織的美夢裡，中年在社會下層徘徊，老了踏上故土而至親與摯愛多已不在，公平嗎？

「我講一句公道話......我也不覺得來台灣是虧欠他們。」訪談中李福鐘多次提起偶然和宿命。從結果來看，外省軍人留在大陸命運只會更加悲慘，和國民黨有牽扯注定成為「黑五類」，就算沒被槍決，從鎮壓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結束，在近30年漫長的階級鬥爭中，只會成為政治上嚴加打擊的目標。

「我一直覺得我爸爸的case他是來對了。」1988年李福鐘陪父親回老家，聽見街坊鄰居私底下說著，「（你）去台灣去對了」，留下來肯定會是整個村子裡頭命運最淒慘的一位。更何況比起留在老家一輩子種田，台灣生活富裕程度超乎想像。

李福鐘回憶，父親家鄉村民多是世代務農，那個年代沒人家中有浴室，他們只待了2天就因熱臭實在受不了，急著回到城市裡的旅館盥洗。父親在台灣生活多年，天天洗澡早成了習慣，「台灣誰家裡沒有浴室？光是這種生活習慣，他就沒有辦法再回到從前去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