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台灣迎來民主化，在威權統治時期審訊、逮捕、行刑的軍人，仿佛人間蒸發。不過，他們並沒有消失，只是如同「政治不正確」的偽軍老兵一樣，被時光塵封在某個社會的角落。

文史工作者郭冠佑長期記錄口述歷史，從2014年至今已訪問超過200位老兵，其中除了鮮為人知的「偽軍」，也不乏曾在情治單位工作者。郭冠佑說，有8位老兵坦承這段過往，但願意談論的只有2位，基於種種考量，下以化名代稱。

耀盛（化名）13歲遭遇日軍屠村，因此加入游擊隊，多次槍殺被俘日軍。後來，游擊隊歸順八路軍，他16歲跑去探親，被政委懷疑通敵，在副政委說情下才保住一命。不過，他目睹家鄉仕紳、村長及商人被共產黨斬首，祠堂廟宇也被毀，便逃到縣城參加華北治安軍（偽軍）。

耀盛自述，偽軍長官對士兵很照顧，餐餐不愁，還有肉可吃，有時還會舉辦運動會。後來調往北京，可以進入天橋市場，但內心仍仇恨日軍侵略，曾殺害落單的日本軍人，並將之拋屍水井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他被國府第92軍收編，1947年內戰卻遭共軍包圍，幸運逃回北京，被編入情報單位特種部隊，一度到奉化保護蔣介石安全。1949年政府遷台，他進入40軍39師，在「澎湖七一三事件」中，曾深夜將人捆綁海拋。

耀盛說，他當了一輩子職業軍人，退伍後沒趕上台灣經濟起飛，先後在好幾間工廠當警衛，一度有憤世忌俗的想法，但為了生存，還是咬牙在社會上打拼。如今年邁住進療養院，他不願再談起這些往事，只希望別再有戰爭，「那是撕裂人性的事情」。

另一個例子是文昌（化名），他出生江蘇宿遷鄉下一個地主家庭，在抗戰時被新四軍控制，目睹共產黨一系列清算與批鬥，戰後又因為一系列土改，家裡被抄、爺爺與哥哥被槍決，於是逃往國統區加入憲兵第八團，並在政府遷台後，多次執行逮捕任務。

文昌回憶，當時台灣本地線人會通風報信給刑警，再由憲兵深夜出動逮捕。那時候，他參與並逮捕了高雄地區的中學生，等對方寫完遺書後，立即押赴刑場槍決。如今時代變遷，他不多作評論，也不太願意談白色恐怖時期的事情，「每當想到那時期的事情，往往心中不安。」

上述兩個例子的共通點，就是家人對他們的過往幾乎一無所知。畢竟在白色恐怖時期，受壓迫的不分省籍、族群，外省軍人既是體制下的執行者，也是受害者，這終究是一段沉重的往事。

郭冠佑認為，「社會是複雜的，有光明也有黑暗。不能因為醜陋而刻意忽視，不能因為美好而一味擁抱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重要的還是經歷那麼多事以後，我們能不能在現實社會上繼續前行，能否不被過去束縛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