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型正義近年在台灣被廣泛討論，但不少人一知半解，加上推動上仍有未臻完美之處，在政治口水中常被解讀為「政治追殺」。促轉會前研究員、中國問題專家曾建元教授受訪時分享自身觀點，解析轉型正義的前世今生。

何謂轉型正義？

轉型正義是一個翻譯名詞，在聯合國的原文叫做Transitional Justice，早期在台灣有很多的譯法，聯合國翻譯成「過渡司法」，台灣把它翻譯成「轉型正義」，但無論翻譯成什麼，在理解這個概念時，都不需要從中文字義去做考據、訓詁，因為它是外來語，應當進入到國際法的脈絡中去理解。

很多人批評這是民進黨執政之下，依靠國會多數去編造出來的概念，是為了迫害國民黨等，但它在聯合國、在國際法上指的其實是「一個政體從威權、極權轉型到民主政體後，如何平反過去國家暴力所造成種種不正義的現象、事物。」

概念上包括還原事實真相、受害者補賠償、受害者身心撫慰、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責任。最重要的是，如何來促成國家在一個民主的制度下，重新去尋求一個社會的和解，互相地信任，讓國家能繼續往下走。

轉型正義從何而來？

轉型正義在聯合國被提出來討論，其實跟東歐民主化後遺留的諸多問題有關。1990年代、第三波民主化、「蘇東波」後，全球幾個地區接連發生大規模種族屠殺、種族滅絕事件。當時聯合國直接介入，派遣維和部隊，在當地建立國際法庭，進行國際法上的審判，這是聯合國關於轉型正義發展的高峰，相關文件也開始出現所謂過渡司法、轉型正義概念，但相關法理最早能追溯到聯合國建立之初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國際上有幾個重要的審判，一個是東京審判，針對日本戰犯，另一個是德國的紐倫堡大審。兩個審判都是針對戰敗國利用國家力量去殘害不同民族、犯下反人類罪行進行溯究，期間訂下很多的原則，使得國際社會得以在21世紀、20世紀之交，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、冷戰結構崩潰後，得以對冷戰時期的人權殘害行為進行檢討。

台灣，就是在這種國際的脈絡下，也就是所謂第三波的民主化、蘇東波浪潮中，從國際冷戰結構崩解的縫隙中走出威權、走向民主，所以對威權時期的不法暴行，台灣也追尋國際上的這些做法，從民間開始針對二二八、白色恐怖及四六事件等，慢慢去建構出台灣轉型正義的法治面，也就是目前的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。

儘管到目前為止，促轉條例還是一個架構性、框架性的法條，未來還有很多立法工作要處理，但關於轉型正義法治的一個規模，還有所需的原則，已經能看出端倪。

「榮民」為何不再榮耀？
不被社會理解？

「這是轉型正義沒有處理好的地方，或未曾處理的地方。」

曾建元指出，這些老兵當年是國家最重要的戰士，保衛台澎金馬的安全，但考量這支軍隊隨時可能離開台灣，所以政府將軍隊「特殊化的處理」，也放棄了中華民國原先在行憲之初的「軍隊國家化」原則，重新在軍隊裡建立黨部、政戰系統，使得軍隊重新「黨化」，並用所謂的五大信條「主義、領袖、國家、責任、榮譽」對軍隊進行改造。

五大信條中，擺在第一位的不是國家，而是主義或領袖，這些軍人為了隨時反攻大陸，與台灣社會徹底隔絕開來，用竹籬笆圍成一個名叫「眷村」的天地，也未受中華民國憲法「軍隊國家化」和法治人權等觀念的洗禮，依舊是用「黨軍」的觀念在效忠領袖、黨國，自然與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發展脫節。

「一方面是觀念上的脫節，另一方面在生活上被隔絕，所以就形成的台灣的族群問題，也形成了國家認同的問題，這是這些老兵很不幸的地方。」

曾建元說，國家過去對軍人的特殊對待，使老兵與台灣主流社會脫節，而他們一生又奉獻給這個國家和社會，卻沒機會得到公平的對待和應有的尊重，「這個特殊化，也許對他們有不公平的地方，比如說限制結婚，但也有些特殊禮遇，變相形成對台灣本地人的歧視，像是軍公教職業分布上，外省族群遠遠超出在台灣全體人口比例，難免造成跟台灣本地族群之間的隔閡。」

當然，老兵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已融入到台灣社會，問題不見得嚴重，但在這些老兵身上，還是可以看見這些問題，因為他們還沒走出來，「即便台灣民主化30年，他們還是活在過去黨國的威權時代，尤其近年來國家有一些重大改革，若涉及到過去黨國的權威或價值，這些被黨國剝削得最厲害的老兵，反而會出來捍衛真正的既得利益者，這是非常讓人感到悲哀，也是非常巨大的嘲諷。」

他舉例，像是國民黨的黨產問題，國民黨高層有很多本省權貴，屬於老兵的「黃復興黨部」也不見得能分到任何好處，那為什麼會這麼執著於幫國民黨權貴維護這些黨產呢？這是一個問題點。

再者，過去白色恐怖時期，國家有一些不當的軍法審判，其中被國家迫害、殺害的，外省籍比例不在少數，「因為外省人更有機會被當成匪諜，而台灣本地人除非是知識分子，不然哪有機會去接觸到馬克思主義？尤其部分外省人在台灣沒有親朋好友，被槍決後往往直接丟到六張犁山谷，也就無人關心跟知曉去處了。」

曾建元認為，外省族群本來該更去關心白色恐怖的問題，「畢竟台灣本地人有親戚子孫、有親族故舊代為發聲，但那些埋在亂葬崗的外省人，再也沒人替他們說話，那這些外省族群不就更應該去關心嗎？」

「很顯然，台灣的轉型正義還沒有做好，這個歷史問題讓一部分的外省族群被犧牲，也被愚弄、蒙蔽了，這就是轉型正義沒有處理，目前尚存的一個悲哀。」

誰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加害者？

曾建元認為，轉型正義對於加害者的問題，目前尚未攤開來看，儘管促轉會公布轉型正義資料庫，能查到每個案件的執法人員，但所謂的執法人員就一定是加害者嗎？或許不見得。畢竟執法人員大多仍須依法審判，即便真的有「枉法裁判」，也應該從個別案件逐一去看，「更何況，有許多未經審判就遭殺害的例子，很多是本省人犯下的。」

他以二二八事件為例，當年國軍整編21師從上海開赴台灣，如何能神通廣大，知道台灣哪裡藏了什麼人？從天涯海角把人抓出來槍斃？當時還有衛星定位嗎？沒有吧？那是怎麼去找到這些人呢？其實就是所謂的「抓耙子」。

曾建元反問，「當時國防部保密局在台灣廣建特務，這些不是台灣人嗎？利用國軍來台灣綏靖的機會借刀殺人，然後陳儀政府也樂得利用這個機會剷除異己，導致當時二二八很多菁英不明就裡失蹤。」

他認為，在真相還原的情況下，把加害者問題掀開來，很多莫名其妙、不明就裡背負了原罪的外省老兵才有機會得到清白，偏偏過去國民黨政府不願談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造成是非不分、責任不清，讓很多外省軍人背負原罪，也縱放了在這個過程中借刀殺人的台灣人，「只要真相沒有還原，很多人都會成為代罪羔羊。」

歷史功過

曾建元表示，先總統蔣介石或許對國家、中華民國、台灣有功，但也有過。功過能不能相抵？那就要看他有幾分功、幾分過，才能來談如何相抵的問題。如果現在只談他的功，卻對他的過避諱不談，那歷史評價就會不公平，「因為對蔣介石懷有怨恨，或過去被欺負的人，永遠覺得蔣介石是壞人，不會給他一個公平的評價。」

他認為，跟著蔣介石來台灣的那些人，把蔣視為「再生父母」，容易對他過去犯的錯誤、罪行視而不見，也喪失了幫這個「再生父母」累積功德、解決生前遺留的歷史問題的機會，這是繼承者或「自命為他的繼承者」對不起蔣介石的地方。

曾建元指出，這些歷史問題應該從這些角度去重新思考，即便台灣本地還有很多問題尚在處理，但老兵的問題還未開始處理，使得部分外省族群在台灣社會仍未能得到充分接納，「這永遠是一個心結，也正好是一個本土政權更義不容辭、當仁不讓要承接起的責任。」

中國大陸的轉型正義

曾建元指出，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犯下的國家暴力，已由大陸人民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式處理掉了。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有所謂的「鎮壓反革命」，大規模地對當時國民黨、中華民國留在大陸的黨政軍人員進行訴追，「雖然在法律當中名為訴追，但過當的地方可能造成另一種迫害，這我要特別點出來。」

他說，在賠償問題上，中華民國在大陸所有財產，通通都被沒收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產，所以照理來講，中華民國對大陸地區人民的賠償、法律責任已經解決了，後續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處理，把這些財產拿去彌補被中華民國殘害的人民。至於有沒有做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跟中華民國沒關係。

至於法律層面，留在中國大陸的軍政人員的罪行已受到訴追，但來到台灣的黨軍政人員並沒有被追究，所以問題就變成是「中華民國政府如何面對這批人所應負的責任？中華民國的責任剩下什麼？要不要追究加害者？又要做到什麼程度？但那已經很久了，很多加害者都已經不在世了。」

除此之外，還有被害者平復的問題，也就是道歉，這是中華民國應該要承擔的道德責任，不可能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為道歉，但我們政府一直遲遲沒有處理，「你不能說那是當時的國民黨，跟現在民進黨政府無關，或著說那是威權時代的國民黨，跟現在國民黨無關，那就錯了。」

「如果要背這個招牌，就要維持這個國家的統一性，1949年的中華民國跟現在的統一性沒變，是同一部憲法，如果是這種情況，為什麼可以甩開這些道德責任？不能說好處你才要，那你覺得不是好處、壞康的（台語）就丟掉，沒有這種選擇的問題，你要概括承受。」

老兵進入轉型正義的困難之處

曾建元指出，目前轉型正義在處理老兵這塊上，法源確實不明確，但並非不能經過解釋，因為《促轉條例》沒有限定實施地域在台澎金馬，「像促轉會，它是用法的機關，應當如何去解釋法律內容？其實是有它政策的『形成權』（依當事人意思為之的權力），並非一定要等到大法官來處理。」

他認為，這點跟政府的態度、立場脫離不了干係，也與官員對這些問題有無充分認識有關，「我覺得現在問題不在於法源，而是主事者和我們社會的共識，到底有沒有認識這些問題，或認知到它應該被納入轉型正義來處理。」

至於有沒有被遺漏的部分，他說，或許有一塊長年存在爭議的，也就是「台籍日本兵」。在過去，我們會認為這是日本政府的責任，但我們已經跟日本簽訂《中日和平條約》，國際也對日本進行東京審判了，不僅軍政人員、戰犯都受到訴追，連當年日本平民在台灣的所有財產，包括房子土地等動產也通通被沒收，還有很多本地人「佔屋為王」。

他指出，當時日本平民被遣送回國，被規定只能帶多少錢，但這些老百姓沒有犯罪，「為什麼我們國家可以剝奪日本一般平民百姓的財產？而且還強迫他們離開台灣？我們有什麼樣的權力？可是當年政府就是這麼做的，所以跟前面談到的：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中華民國財產的問題，屬於同樣的法理。」

曾建元認為，既然中華民國已經把日本在台灣的所有財產，包括人民的財產充公、充私，那接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責任了，不能再賴給日本，因為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的照顧責任，已經轉移到中華民國了，「我認為中華民國應當在退輔榮民的範圍，把台籍日本兵納進來。」

我們能從德國和南非經驗中借鑑什麼？

曾建元表示，台灣跟德國的情況不同，納粹德國是經由國際介入、紐倫堡大審來處理轉型正義問題。至於東德，是統一後的德國追究前東德的罪行，這些都是不同的政權對前政權的責任清理。

不過，台灣跟德國性質不同，它還是在中華民國政府之下，國民黨也還有機會再次執政，因為台灣人民會給他機會，也不可否認它對國家的貢獻，這使得台灣和德國或其他國家面臨不同的情境。

他指出，當年的「黨國」現在還存在，而且非常活躍，甚至是目前最大的反對黨，所以德國那種全面追究或報復式的方法，不太可能在台灣實現。他建議，台灣最好的做法，應該是讓中國國民黨去學習南非的國民黨，學習前南非總統戴克拉克（Frederik Willem de Klerk）。

當年南非的白人執政黨，也叫國民黨，但它主動廢除種族政策，並支持「南非國父」曼德拉（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）推動轉型正義。過程中，黨主席戴克拉克以總統之尊，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，並去擔任曼德拉的副總統，帶領著白人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來共同完成南非的轉型正義，這點精神讓人感動。

南非的「黑白大和解」，是南非國民黨主動來參與、推動。曾建元認為，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應該要學習南非國民黨的精神，主動參與轉型正義事業，不要把轉型正義想成是對國民黨的政治追殺，然後抗拒轉型正義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不要再被過去的那些問題綁架，然後糾纏不清。如果是黨的責任，就要去面對、處理，這樣台灣人民才會改觀，國民黨才有重新出發的機會。

曾建元說，如果台灣能夠把轉型正義處理好，在兩岸的競爭當中，不僅能召喚中國大陸人民的人心，讓他們不被民族主義綁架，也不會動不動就喊著就要來「解放台灣」、「武統台灣」，「這是對台灣國家內部的團結，以及精神國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武裝。」

關於轉型正義，台灣一定會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，即便有其他國家的模式，也不見得能完全適用於台灣，但以上述南非為例，曾建元常常在想，「通通叫國民黨，南非國民黨做得到，中國國民黨應該也做得到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