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共內戰期間，國軍拉伕、擄人來台從軍，但不同於社會主流的敘事角度，使得這段過去鮮少被人討論。促轉會前研究員、中國問題專家曾建元教授談及這個問題，以胡璉第十二兵團老兵劉錫輝上校為例，「我要為劉錫輝，或類似他處境的外省老伯伯說一些公道話。」

曾建元說，這些老兵是當代的「唐山公」，他們的故事應當像我們對待之前的「唐山公」一樣，被好好地珍視、典藏，這是我們台灣歷史的一部分。

不過，在老兵這一塊，國家現在還沒有處理妥當，這是現在轉型正義問題中的一個缺角。

抓伕的受害者：劉錫輝

現年88歲的劉錫輝是廣東興寧縣客家人，他17歲時正值民國38年國共內戰。國軍胡璉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118師潰敗南下，經過他家門前，見池塘內有魚，便丟手榴彈炸魚撈取。劉錫輝的父親出面碎念了幾句，竟遭軍隊當場射殺。

過了幾天，又有國軍部隊經過，不由分說將他們家中男丁全部押走，在未經訓練的情況推上戰場，參與了古寧頭戰役。劉錫輝幸運存活，之後投考陸軍官校、國立成功大學，赴美深造歸來，在中科院參與研發天弓飛彈，獲頒雲麾勳章。

不過，劉錫輝不要徽章，只盼國家能就槍殺父親一事道歉，甚至提出「用徽章換國家一句道歉」。總統馬英九、蔡英文任內，他三度陳情，國防部回覆「無法審認事實與證據」。好不容易證據齊備，《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》卻僅限台灣地區。

2018年8月，劉錫輝第四度陳情，求助促轉會，但受限於促轉條例定義，案子還是被駁回。

法律漏洞

曾建元指出，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規定1945年8月15日（日本投降後）如何處理中華民國領土中發生的國家暴力或不法，但未規定實施的地域範圍，也未限定在台灣地區。

現有的台澎金馬疆域，是直到1950年才確立下來，在此之前，即便北方有些省分已被中國共產黨統治，但大陸其他地區仍屬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，「那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的國家不法，是不是也在促轉會的處理範圍？這是一個巨大的法律漏洞。」

曾建元說，台灣多數人可能沒有意識，也想像不到政府這4、5年間在大陸地區的不法行為，甚至會說「台灣2300萬人要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罪行或不法行為負責嗎？這不成比例，國家主體也不同」。

「這就是問題所在，1949年的中華民國，跟1949以後的中華民國，到底它所要負責的對象有沒有不同？這是現在促轉條例中的一個法律漏洞。」

最悲哀的是，劉錫輝和這些老兵就是處在這個法律的漏洞中，他們遭侵害的時間是在1949年8月15日後，但地點在中國大陸，「他們這一輩子的付出，都是在台灣，為了中華民國做犧牲，但等到他們年老的時候，他們心中的那些委屈，我們的社會不理解，他們也無從訴說。」

一個道歉

曾建元舉例，現在促轉條例平反的案件大多沒有補賠償問題，因為二二八、白色恐怖的補償時限已過，但哪怕是一紙書面平反、國家的一句道歉，或恢復名譽證書，對個人、親屬以及他的家族而言，都事關重大，對劉錫輝來說更是如此。

他說，「客家人很重視這個家族的關係、榮譽，他回到廣東家鄉後，親族、家人指責他：『你的父親被國軍槍殺，結果你沒有為父親報仇、雪恨，還幫著國軍研發飛彈、對準家鄉』，這讓劉老先生非常痛苦，他只是希望國家政府對這件事有所表達，賠償對他而言不是那麼重要。」

畢竟，國家對老兵、軍人的照顧不算少，劉老先生有能力為父親修築墳墓，也能花錢去回饋、照顧原生家鄉，所以錢不是重點，「錢，只是政府對於不法行為的一種道歉形式。」

曾建元認為，退一步來說，如果政府真的沒有錢，或沒有法源，哪怕只是一句簡單的道歉，也是一個正式性的處理，何況這件證據確鑿，有一個表示也是可以的，「但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，到現在都還沒有實現。」

他回憶，過去在促轉會服務的時候，雖然劉錫輝的案件不在他手上，但他曾做過一些了解。當時國防部第一次回覆，「案件發生的地點在中國大陸，事實很難查證，相關檔案也不存在」，以「無法審認事實與證據」駁回。

為此，劉錫輝不僅回家鄉找證據，請當地政府協助，把過去種種資料翻了出來，帶回台灣再次提起陳情。但政府依舊置若罔聞，沒有接受他的請求，也沒有一句道歉。

曾建元說，「道歉這件事，在我來看是一種正式性的措施、正式性的處理，不需要法律，但我們國家在這些問題上斤斤計較，歲月不留人，多少人等不到國家的一聲道歉？難道我們就是讓時間用遺忘的方式來解決嗎？如果是這樣，這已經不符合我們追求轉型正義的精神。」

當代唐山公

曾建元指出，國家過去抓伕，強迫沒有服兵役義務的男子為國家效命，甚至沒有給予完整的軍事訓練，導致很多人失去了青春和生命。之後，雖然有許多外省伯伯順利到台灣來，晚年也受到國家的照顧，但那是他們僥倖從戰爭活了下來，反觀那些死掉的人該怎麼辦呢？還有，對他的家人、父母來講，是失去了兒子，失去了丈夫，難道不需要我們國家的一聲交代嗎？

或許有些人會說：「事情發生在中國大陸，跟現在中華民國沒有關係」，但他認為，「我們面對的是中華民國國民他的家庭、家人，不是在處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，跟發生在什麼地點無關，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又為了中華民國承擔了不必要、不法的兵役、苦役或勞役，難道國家不需要對自己國民犯下的錯誤道歉嗎？」

曾建元強調，這些老兵被抓到台灣來，一輩子都生存、生活在台灣，就算他退休後搬到國外去，也已經把最好的時間、最寶貴的生命，奉獻給這塊土地，包括他的汗或著他的血，都已經注入到這塊土地上面，或保留在他的子子孫孫中，和台灣的人民、土地融為一體。

台灣有一句話說「有唐山公，沒有唐山媽」，他認為，很多漢族的祖先都是從中國大陸來，「當我們研讀歷史，也常懷想當年械鬥的那些日子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現在是這個多元族群、一個政治的共同體。」

被抓的老兵留在大陸更慘？
來到台灣已是一種幸運？

曾建元認為，這種說法似是而非，因為轉型正義是針對國家的不法行為，並要求國家承擔起責任。至於受害者後來經過什麼樣的個人努力，或國家事後對他有什麼樣的恩給，那都與國家過去不法的既定事實無關。

他舉例，如果有一個人被強盜搶劫了，最後靠自己的努力，賺了很多的錢，那我們會講說：「當年要不是強盜搶你，你會立志發憤圖強、賺這麼多錢嗎？所以強盜搶劫是一件幸運的事，是一件好事！」應該不會吧？這是兩回事，所以應該要分開來看。

轉型正義的精神

曾建元表示，轉型正義的終極目標，應是讓民主國家尊重人權、維護憲政，不再重蹈歷史的錯誤，同時達成社會的和解，讓國家重新團結，也讓憲政民主成為拘束國家執政者行為的一個重要價值。

他說，從劉錫輝的例子來看，轉型正義跟受害群體的肉體是否還存在世界上沒有關係，何況這些老兵、這些被害者很多都還在，只是逐漸凋零，「但他們還有知覺，還有清楚的意識，如果我們不趕快做，國家連跟他們道歉的機會都沒有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