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外省老兵被譽為「榮民」，撕開細看卻是血淋淋的悲傷。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蕭伶伃表示，「他們承載這個社會的恨意，也承載這個社會得不理解」，只能在加害者及被害者的身分中游離失所，「榮譽在哪呢，榮譽變成可恥了」。

頒布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
榮民失去的那些人權

中華民國政府敗退來台，蔣中正為擴大總統權力，秉持「厲行全國總動員，以戡平共匪叛亂」口號，於1948年5月14日正式實施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，規定有效期限為2年半，但此一法條於1991年經國民大會決議、時任總統李登輝公告後才於5月1日廢除，共施行43年之久。

蕭伶伃表示，一般內政底下維持秩序的是警察，軍人不會進入日常。軍人會在軍隊裡面，軍人所負責的應是國防事務，是捍衛國境、捍衛主權，但動員戡亂的頒布，象徵台灣當時全被納入戰爭體制，隨時處於戰爭狀態。

政府頒布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是為了讓軍人日常處於備戰狀態，完成反攻大陸的結果，「我們可以了解的白色恐怖的口述史，都有談到憲兵隊出來抓人，有的是說是警察或特務抓人，不論是特務或是憲兵隊，其實都是軍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軍人」。

蕭伶伃進一步解釋，當軍人現身於日常生活中時，就是台灣進入戰爭狀態的重要證據，「即使台灣現在疫情這麼嚴重，你也不會隨便看到軍人在街上，也就是台灣目前是穩定的，我們的依歸是憲法，而不是動員戡亂條例。憲法最主要的精神不只是管理，更重要是捍衛你的人權。」

「在動員戡亂條例的限制下，人權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，沒有位置、沒有角色，一切都是為了去取得政權及戰爭的勝利。所以不論是榮民或是一般台灣的人，在當時都有一個很鮮明的政治任務，就是反攻大陸，特別是榮民，他們必須要在前線。」

從這個角度去看，榮民是什麼樣的概念呢？榮民的全名是「榮譽國民」，他們捍衛政權、捍衛國家而成為榮譽國民，但他們在當時是基層，有可能成為加害者，這關乎我們如何定義「加害」。台灣最初處理轉型正義，會談到誰害了誰，但以德國來說，他們進步到不只問「誰傷害了誰」，還會追問「為什麼會發生？」

禁婚等待上戰場
孤老一生的榮民

外省老兵來台後，1952年被下禁婚令，規定提到4種人不能結婚，分別是直接參戰或擔任緊急防務職、受訓期間的學生、在軍事學校受訓後，服務未滿兩年，以及年齡未滿28歲等。

蕭伶伃說，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實施後，軍人成為一種財產，而不是一個人，不具有基本尊嚴的生命，因為國家的手伸了進來，他們就失去在社會上基本上的權限與自由。

榮民的最大的不幸在於從未拿過鮮明的好處，不論財務上或是社會身分，但諷刺的是，他們被視為「榮譽國民」，榮耀卻沒有被社會主流認可，這才是社會問題。尤其是國家張力最高的白色恐怖時期，榮民以國民黨軍隊的身分在現場，實際拿過好處的卻是領導階層，並非基層老兵，但承受對外的仇恨、敵意時，他們卻是最鮮明的載體。

除了被貼上省籍標籤，榮民在色恐怖期間被捲入「敵我框架」中，以當時記錄的數據來看，超過四成以上的受害者、政治受害者都是外省人。也就是說，白色恐怖時期的「敵我框架」是人民跟人民之間作對，國家必要時也會跟你作對，你轉身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，你可以是國家的人民，也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。

這些底層榮民受禁婚令影響，無法發展最基本的社會關係，也就是最小的組成單元「家庭」，還得時時待命，等待國家徵召而動彈不得，這些「例外狀態」橫跨他們的青春及壯年，等到遲暮之年希望可以安穩生活、擁有家庭時，才發現有多困難，「非常多人其實是終其一生孤老的。」

蕭伶伃形容，禁婚令等於將一個人丟到真空環境中10年，除了對自我身分產生懷疑，對自我認同也會沒有憑藉點。這些單身榮民當初以娃娃兵來台，沒有專業技能及文憑，雖然呼吸著自由的空氣，卻只能做服務業、餐飲業維生，加上受禁婚令影響，「他的不自由可能我們都沒有看到，因為單身不是選擇，單身是一種命運。」

受限於禁婚令，榮民缺少和社會有效、良善的溝通管道，長期與社會鮮少接觸的情況下被貼上標籤，直到社會自由了，早已錯過與社會對話、融入的時間點，也變老、變窮，只剩下一個人，「榮譽在哪呢，榮譽變成可恥了」。

眷村成為枷鎖
難以融入台灣社會

「不是每個人都像《一把青》一樣，能遇到美麗的愛情，在台灣有妻有女、有子弟」蕭伶伃說，榮民的問題之所以難解，就是他們的身分過度被「單一化」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家庭，也並非每個人都是吃香喝辣的統治階級，「過度的單一化的結果就是，我們不只沒有辦法去細緻看見整個社會內部的紋理，也沒有辦法細膩去看待所謂的加害、受害關係」。

外省族群剛來到台灣時，在政府安排下住進眷村，一般都建設於軍監、軍法學校及法院等機構旁邊，「眷村就是宿舍，你為國家服務，又是軍系的一員，這個假設是軍人體系的場景，旁邊一定有宿舍。」

然而，眷村有著不同於本省其他族群的日常風情，其核心就是外省、外省軍眷的生活場域，而且內部也有階級之分，如階級高的將領可居住較大的房子。很少人注意到，上述提到被禁婚的單身榮民是不能住在眷村的，他們住的是單身宿舍，最大的歸屬是退輔會，一生都與軍人的身分脫不了關係，彷彿被烙上印記，無法逃離。

許多老兵為了有個家、融入社會，會跑到靠近山的地區自行建屋，形成奇妙的文化聚落，台北蟾蜍山就是很經典的例子。蕭伶伃表示，這些老兵與許多有著台北夢的女孩相遇、成家，徒手蓋出自己的房子，儘管是非法違建，但隨著時空更迭，現今已成為台北。不過，由於山坡的所有權屬於國產署，目前台北市政府正努力以「文化共存」的形式保存。

蕭伶伃認為，蟾蜍山象徵的不只是榮民視角下的國家暴力、戰爭狀態的問題，更可以探討移民中的合法、灰色地帶。相關單位目前持續協助老兵遷居，並讓蟾蜍山聚落成為觀光景點，希望讓年輕人理解眷村，促成跨世代的理解。

承載社會的恨意
榮譽變成可恥

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，外省人是不可或缺的族群。」蕭伶伃指出，當初外省人來台約120萬人，數量遠超過本省人。當時，國家發動國家政策、政治宣傳，將許多資源都集中在外省人身上，就連進入台灣大學的比例都偏高，高過本來在社會的基數比。

當時最經典的作家、最經典的電影都是由外省人領軍。蕭伶伃舉例，瓊瑤是成都人，她筆下的故事被翻拍成電影、連續劇，但主軸幾乎都是在講中國大陸故事，「她要撫慰的到底是誰？比如《情深深雨濛濛》那樣的偶像劇，竟然紅到古巨基的時代還要再重拍一次，到底她撫慰了誰，真正的本省人不會有這樣的生命經驗。」

當國家試著去形塑集體認知、集體認同，甚至是集體記憶時，不僅可以看出不公平的資源分配，以及「我們要回到中國的社會氛圍」，但在國家的監控下，本省人很少、也無法對此發問，「形成整個台灣在四年級、五年級戒嚴時期的集體認同」。

儘管如此，外省人在台灣民主化中，仍是不可或缺的族群。身為外省二代的鄭南榕便是用台語號召，推動本省化與李敖合作，知識份子們共同為了民主化、打倒威權，而努力付出。

蕭伶伃說，「這群人無形中默默推動族群融合，試圖讓裂痕減少。但問題是本土化的契機不只來自於這些政治上的要角，更重要的是本省人長期被壓抑的聲音，好不容易迸發出來，但本省人在戒嚴時期並沒有獲得同樣主流頻道，沒機會去談論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認同，談論自己的政治身分，他們是被集體壓抑的」。

「有一群外省人是沒有名字的，你只會叫他榮民」，蕭伶伃表示，榮民成了國民黨軍、國民黨政府最鮮明的代言人，也因為榮民到處可見，「他們承載這個社會的恨意，也承載這個社會的不理解，他們到底得到多少好處，這裡要打一個問號，因為很多人現在處境也不是很好，也非常艱難。」

丟失生命的樣貌
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和解

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8月1日的原住民日道歉和解，「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，政府從現在開始，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，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」，所以第一步設立了「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」。

蕭伶伃認為，榮民被談論時不該被扁平、單一化，而是該去談他如何進入這個境遇，這個身分為何被套到這個體上，為何貧窮、為何禁婚，貧窮又遭遇甚麼，「和解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，叫做社會溝通，目的是要讓一個生命被丟失的樣貌、視角，可以慢慢的拼回來」。

「我想，這個部分會是轉型正義要去努力的」蕭伶伃說，榮民不盡然可以進入轉型正義的框架，但他們進入國家體制後，也許成為加害體系的一員，在某個加害場景現身，也可能是被害人，被定義為政治犯而清算、鬥爭。

蕭伶伃表示，無論是認識外省人，還是認識本省人，我們都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，例如大家談論二二八事件的本省受害者，卻忽略了資料中有四成以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，他們是「一路以來為國家賣命，為國家付出青春，為國家付出生命，為國家丟失人生的這一群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