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共內戰敗退，國民黨1948年5月10日發布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，綁住60萬老兵，許多人終其一生無法回到故鄉，在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中喪命，多的是生根後定位錯亂而哭泣的靈魂。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蕭伶伃以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談老兵處境，認為台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「素養需要時間。」

何謂轉型正義？
台灣目前的處理進度

蕭伶伃表示，轉型正義的英文為Transitional justice，其中justice的原意為司法，德國的語意框架為「轉型司法」，「在法的框架底下去處理過去不公不義的事情，不公不義的行為」。

不過，法不會對人格進行審判、裁決，主要是評價該行為以及帶來的後果。因此，在轉型正義的框架底下，都是針對事實進行評價，主要導向為和解的道路或是追溯、判定罪，以及確認罪的事實。

以台灣來說，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壓迫方究竟是誰？蕭伶伃說，「在過去，可能不論是4年級生、5年級生、6年級生、7年級生，甚至是太陽花世代，都會去談的問題。一定會有一個壓迫方，會有一個受迫方。」

台灣不正義的政治經驗有1945年或1949年開始等說法，有人認為是1987年解嚴之前，或是動員戡亂結束、廢止都算，定義很狹隘。但是，這些不同的定義，都是從不同角度去觀看，要如何判定台灣的不正義，以轉型正義去處理，是現在政府需要做的工作，「但我會說台灣現在看起來已經完成第一階段」。

總統府前踢正步的老兵
被仇恨的加害者或被害者

蕭伶伃表示，榮民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，可能以不同的身分在現場，國家既得利益時，他們不見得會在，但他們仍是這體制中的一份子，「敵我關係的二元論，總是在人的認知裡面發生，我群與他群的分辨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人自我認同的重要依據」。

外省族群在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占比逼近五成，他們被捲入敵我框架之中。《動員戡亂臨時條約》的敵我狀態是，人民跟人民之間會作對，「國家必要時也會跟你作對，你轉身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。你可以是國家的人民，也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，而定義這件事的，當然是國家政府。」

蕭伶伃說，「誰會在底層成為最主要的接觸介面，可能是這些榮民，可能是這些軍警，或我們所了解的特務」，外省族群的身分沒有辦法被細緻化之外，最重要是榮民的身分被捲進去，這個所謂仇視的認知框架裡。

當人民在40年的生命裡，長期被框架體制威脅一定會累積情緒，他會累積集體的悶、恨，那這個集體悶跟恨會投射到誰身上？當民主、自由、解放的年代，來的時候，當緊縮令被鬆綁的時候，這個恨跑出來的時候，誰會去承載這個恨呢？

「回想2016年的時候，一群老兵跑去總統府面前踢正步」蕭伶伃舉例，當時社群媒體上充滿許多訕笑、敵意，「我覺得這必須要被理解，在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有多麼被壓抑」，「對軍警的敵意本來就是種必然，這是一個歷史，但回過頭我們要去問的是，在裡面踢正步有沒有來自一些底層的榮民呢？」

蕭伶伃進一步推測，這些老兵中有沒有人一生未娶，或者是一生再也沒見過父親的人，「可能等到他有機會回鄉的時候家人都已經不在了，因為中國歷經戰亂，包含飢荒、文革，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平順，中國有中國的當時的困難。」

蕭伶伃認為，轉型正義中，指認每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面貌是非常漫長的工程，但這是必要的工程，「所以德國人時至今日絕對不會說我們轉型正義做完了，德國人還沒有說過這句話，德國人認為一切都還在繼續走，每一年都會花很多精神跟力氣，在特定的日子去紀念、談論發生在二次大戰，或是東西德分裂的故事」。

德國的轉型正義
從集中營逃離的贖罪者

二戰結束後，德國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（Auschwitz）才被人民看見，那是一個納粹政權集中營的加害、被害現場。雖然當時東德、西德分裂，但德國沒有停止探問的角度，反而持續追問「為什麼會有納粹？」「我們這麼驕傲的日耳曼民族，為什麼會有希特勒這樣的人？」等問題，至今都還沒有停下腳步。

「德國前兩年還在起訴活著的納粹」蕭伶伃舉例，前納粹黨衛隊（Schutzstaffel, SS）的下士奧斯卡·葛朗寧（Oskar Groening）當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負責登記、分類從囚犯那取得的動產，被稱為「奧斯威辛的會計」。

看著納粹的暴行，奧斯卡每天喝酒麻痺自己，後來才調往其他單位，卻在1945年6月10日被英軍所俘，前往英國強制勞動，直到1947年返回德國，卻將過去的一切隱藏起來，過起第二段人生。不過納粹在集中營內的暴行，讓奧斯卡每晚都看見人們走進毒氣室、丟進火葬場，受害者的尖叫聲從未停止，在他耳邊環繞，這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，簡稱PTSD，又稱創傷後遺症）。

蕭伶伃說，奧斯卡回到德國後每年固定捐錢給二戰相關的基金會，默默贖罪，幫助遭納粹殘害的族群，但隨著聯合國檔案開放，一名英國學者注意到奧斯卡在納粹名單中，卻沒有被轉型正義明顯評價，因此德國的評價機制開始發動，針對奧斯卡70年前的行為做出評價，而奧斯卡也很快認罪，但否認直接參與大屠殺。

「合理的轉型正義在法的框線底下，他的行為還是要被評價，只要他有個很明確的身分」蕭伶伃強調，只要這人在當時有明確的身分，就是加害體制的一份子，本來就要被法來評價，但評價後要索賠、監禁，或是公開道歉，都是可以討論的。

蕭伶伃指出，如果沒辦法對當時行為，做有效的評價，國家跟社會很難有更進一步的意願或能量往前，對國家來講是能量，對社會來講是意願。況且，透過評價才能進一步了解，這人當時為何會在那個位置，是否為自願，或是被牽扯進去，「那體制的力量有多大，可以讓社會的力量去集體反思，轉型正義最大的目標就是，避免下一次傷害發生。」

借鑒德國
台灣政府該如何進行轉型正義

「不做，就是過去這20年很慘阿！」蕭伶伃表示，藍綠對決確實拖延了探索過去的步伐，但轉型正義對台灣的關鍵是確認何謂台灣，以及台灣是怎麼走到現在這一步，進而確認台灣為甚麼是台灣等探討問題，「它是一個歷史工程，也是個社會溝通的過程」。

蕭伶伃指出，對於現在10幾歲的孩子來說，殖民問題已成為課本上讀明清時代的歷史，但記憶不過三代，以記憶學的角度來說，三代人之後都會化為塵埃。但是，有些老兵從此隱姓埋名地活者，只有少數願意談起這些過往，「老兵仍然存活著」，在記錄的這一塊仍來得及。

白色恐怖至今不論哪個世代，台灣都經歷過非常紛亂的年代。蕭伶伃認為，生命經驗的歧異之大，在那麼小的島嶼裡面，整個社會被分割成不同空間，每個人都在舔自己的傷口，走自己的生命過程，如慰安婦、台籍老兵、白色恐怖政治犯、二二八的家屬。

榮民、底層外省人、底層台灣人，或者是曾經隱姓埋名、張牙舞爪加入國民黨體制的協作地方治理的本省集團、派系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之所以是台灣，「以我研究經驗以及個人情感來說，它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清的，或是一個定義就可以下的，多元為什麼叫多元，其實值得更進一步探究、值得去問。」

身分複雜的外省老兵、台籍日本兵及慰安婦，對於台灣歷史都是非常重要的，「如果我們可以去多了解、多接觸，甚至鼓勵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多做一點事情，我認為唯有記憶才有辦法看到此刻的模樣，也才有辦法看到未來，那這會是轉型正義最大最大的誘因。」

老兵逐漸凋零
我們能做什麼

蕭伶伃表示，現在年輕人很喜歡在社群上面發表言論，也很喜歡談論自己。新世代與過去的世代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會把鏡頭朝向自己，舊世代會習慣把鏡頭朝向對面的人。

「自我探索對於新世代來講是個重要的事」蕭伶伃說，大家可以問一問自己從何而來，從自己的家庭、朋友、社交圈出發，自我批判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開始，「那是不是非得要把每一種歧異都抓起來，才是一個合理的轉型正義？」

德國沒將所有的傷指認出來，也沒有把所有痛苦、所有因為不義政權而死去的人名全部記下來，「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盡善盡美到這種程度。」

蕭伶伃說，但還是有我們可以做的事，「如果我們已經起心動念，已經相信我們可以這麼做的時候，就可以從微觀、個人的角度開始做了，也許時間要很長，可能要再一個70年。」

她強調，我們知道沒有一個生命可以等同另外一個生命，假設用生命去看，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個群體？轉型正義的最基本要件，是要明確地指認這是一個過去的事實，而不是一個當下，必須要跳脫掉入人格評價的陷阱。

最後，蕭伶伃說，進行評價不是要去評論他是不是一個好人，或是不是一個壞人，而是要去評價他在那個時空底下，他做了哪些行為，唯有去確認行為事實，才可以去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行為，那個為什麼就是在追問體制，是怎麼把個人捲進去的，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，台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「素養需要時間」。